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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社会经济的迟滞与发展
  • 时间:201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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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古社会经济的迟滞与发展

    宋夏金元之际,甘肃发展迟滞,进人明清两代甘肃又跨入一个历史大发展时期。

    一、宋元之际甘肃发展的迟滞

    宋至元末,是甘肃社会经济史上一个发展较为缓慢的时期。具体而言,宋夏时,甘肃经济仍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元时则迟滞尤为显著。

    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间,在今宁夏地区及除陇东南以外的 甘肃大部地区,出现了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割据政权--西夏。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正式称帝,西夏开始走上迅速封建化的进程,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宋初,西夏党项部族的农业经济不甚发展,主要生活来源靠畜牧和野生植物采集。自占灵州后,开始注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西夏囊括东起黄河、西至玉门的广大地区后,河西成为西夏的重要经济依托。大安十一年(公元 1095年),银、夏二州大旱,禾麦不收,就曾令运送甘凉诸州粮食济荒,此时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仍有所发展当是事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经常向宋、辽、金遣使贡马,其战争所用或市场之牲畜,动以万计,亦可看出其畜牧业的发达。

    西夏与宋、金的贸易活动主要通过榷场进行,其中兰州榷场具有重要地位。兰州榷场大约开创在宋南渡之后,西夏以青白盐、珠玉、马、牛、羊、驼到兰州榷场来换取粮食、铜、铁、丝麻织品、金银货币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兰州榷场约于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关闭,金承安二年(公元 1197年)又得以恢复。除榷场贸
易外,河陇地区还是西夏同内地进行贡赐贸易的集货中心以及西域青藏同中原贸易的中转地,其中宋与西夏间的茶马贸易尤占有重要地位。

    元代甘肃的社会经济破坏很大。《续资治通鉴》记:"蒙古尽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摘,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时诸将多掠子女。"人民除被杀掠,多逃亡流徙;甘肃中西部一带,田地荒芜,道馑相望,某些州县,为之城空。在甘肃东部也被严重屠掠。元末,甘肃饥荒更为严重,人民死亡流离。至明初,土地大部荒芜无人耕种,社会经济生活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在元代历史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蒙古军队在西域曾俘获大批回回部民,其中不少是工匠。如"太祖以康里兵三万,一夜尽杀之,取工匠三万,分于各营","讨马鲁,悉诛城民,惟工匠、妇女、童稚得免","讨扎勒丁,令民出城,得戮之,取工匠从军"。战后,这些有生产技能的回回工匠被安置各地,甘肃亦为安置地之一。"至元二十八年,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宝赤、哈散支,俾耕种之"。同时,在元代回回族倍受优礼,其上层人物多为巨商、高利贷者。这些,对甘肃后世的社会经济生活也都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公元13世纪70年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地中海东岸东行,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到达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就其目击所见,元代前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仍然优于甘肃中东部。《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的沙州(敦煌)"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为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徙和回教徒","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当地祭祀特别重羊,他们相信在祈祷的过程中,羊的气味会被神吸收去"。肃州"境内有不少城镇和城堡",人们"以当地出产的果实和家畜的肉为食品,也不从事经商","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到这里来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甘州人民大部分信佛教,"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寺院壮丽,僧众众多。一般人盛行多妻制。西凉州的人将野牦牛驯化,"有些已变成家畜,它们和一般的母牛交配,生下的小犊,成为很高贵的动物,比任何其它品种的牛都更耐劳。这完全是一种新品种,活泼有力,比普通的牛,更能驮载较重的东西,工作效率提高两倍以上"。同时"又出产最优良和价值最高昂的麝香"。"当地的居民经营商业和手工业为生,谷物十分丰富"。这些都应是社会经济生活较为安宁和发展的反映。

    二、明清农业的发展

    明清两代长达543年,是甘肃社会生产力的又一个发展时期。

    屯垦为明代的重要农业政策。元时甘肃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屯垦政策的推行,对于当时甘肃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洪武二年,费聚镇守平凉,"诸将在边,屯田募伍,岁有常课"。宁正为河州卫指挥兼宁夏卫事,在河州组织粮食贸易,"河州遂为乐土";在宁夏卫开渠屯垦."田数万顷,兵食饶足"。与此同时,甘肃大部分地区推行屯田。洪武二年,明中央政府命令:"临洮、岷州、宁夏、洮州、西宁、甘州、庄浪、河州、甘肃、山丹、永昌、凉州等卫屯田,岁谷种外,余粮以十分之二上仓,给守城军士。"具体显示了甘肃屯田的广泛。洪武末,明廷命肃王朱 督甘州五卫军屯,更证明甘肃屯垦事业倍受重视。永乐时甘肃屯垦继续发展。宣德时,还专门派遣御史巡视宁夏、甘州水利,加速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正统、成化间,甘肃屯垦由于军官豪右的占夺,受到严重影响。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兵部侍郎柴车查办甘肃屯田,将"豪占者悉清出之,得六百余顷。"成化十二年(公元 1476年),巡按御史许进言:"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西抵肃州,绵亘几二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豪势之家,宜设官专理。"都具体地说明了明中叶以后甘肃屯政的破坏。但是,由于明代为西北的军事形势所迫,甘肃的农业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西北边防能否巩固,所以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屯田极力谋图整顿和发展。成化十二年末,明廷命余子俊巡抚陕西,"于泾阳凿山引水,溉田千余顷",后又奏免岷、河、洮三卫戍南方者万余人。弘治时,为加强平凉、固原等地防务,明廷又从秦弘议,准备募人在固原诸处进行大规模屯种。到嘉靖时,政府为推行屯垦,于嘉靖八年(公元 1529年),命甘肃等边,如古浪、永昌、甘州、肃州、山丹等卫所"委官统领所管步兵,给以牛种农器,垦辟屯田。水地三年之后起科,山地永不征赋,其将领垦田百顷以上者奖励擢用"。

    明末清初,由于战争,甘肃经济又一次遭到重大破坏。土地大量荒芜,如宁州明时原有土地 110多万亩,清初仅余 10万余亩;临洮原有耕地120万余亩,清初仅余 80万余亩。人口也大量逃亡,如肃州明嘉靖中期有人9963口,而至雍正十三年实有人仅存2227口;庆阳明后期有人2.9万余口,顺治时仅余 3900余人。

    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从顺治至乾隆各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在废除明末"三饷"的同时,废除了"荒粮",及时减免"灾粮"。尤其是乾隆中前期,甘肃连年蠲免,加以"摊了入亩"制度的推行,明显地减轻了农民负担,比较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

    顺治时,清廷已在全国推行鼓励垦荒的政策,并以此作为地方官升迁的重要依据。康熙时,诏令在肃州地方大规模垦种。雍正初,更移甘肃50余县部分农民往敦煌开荒垦种,并由政府解决沿途费用及牛犁种籽口粮等,使敦煌很快成为富庶地区。此外,河湟、河套、陇东各地政府也都鼓励农民大量开垦。在鼓励农民开荒之同时,清廷还在甘肃积极从事屯垦。雍正初,巩昌、甘肃等地屯垦近1000万亩,占全国电田的l/4。军屯之外,民屯也规模可观。乾隆中叶,甘肃屯田达11 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 29%。甘肃干旱少雨,农业经济能否发展,水利至关重要。明代甘肃水利已有相当规模,清初继续发展,成效大著。河州漫湾渠及九眼泉渠,明时农依为利。康熙初,自古城引大夏河水至十里屯,"三十里间,灌田无数"。乾隆二年,在狄道州洮河沿岸开杨家崖渠、新里子渠、哈沙沟渠等,后又开田家嘴渠。河西地区水利规模更大,经明至清中前期,仅肃州一带即有坝渠近60处,分渠数百道。其它如康熙时玉门赤金渠、雍正五年高台三清渠、鼎新双树墩渠、酒泉茹士渠、金塔王子西坝渠、东坝渠,以及武威、张掖、民勤等地的水利都有较大规模地发展,不少直至近代仍在发挥作用。

    清中前期,由于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及对农业经济的重视,轻赋役,力屯垦,大兴水利,甘肃农业经济发展达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高峰。雍正二年,甘肃全省有耕地 21.7601万顷 28亩,乾隆十八年增至28.5347万顷36亩,乾隆三十一年已达35.0928万顷55亩。人口亦有大幅度增长,乾隆十四年,甘肃人口即达570.9562万人,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甘肃人口已达1200余万,达到封建时代的高峰。

    三、矿业的广泛发展

    甘肃矿产丰富,开采历史久远,是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清两代矿业开发已见诸于甘肃大部分州县,而且门类广泛。

    甘肃盛产沙金,时皋兰、永登、永靖、临洮、康乐、和政各县及肃州、敦煌等地均见出产。文县黄金生产,明代即"居之为厚利",敦煌"矿丁"多达2000人。在光绪二十二年诏办各省金银矿之前,甘肃黄金开采与著名的东北漠河金矿齐名,是全国最著名的黄金产地之一。清末,尽管战争频繁,甘肃黄金年产量仍达1万两以上。

    甘肃的白银矿业生产,唐代已有记述,宋时,秦、陇、兴三州设有银业。明时甘肃民间采银业盛行,屡禁屡兴。刊于明末之《天工开物》中说:"凡银中国所出……四川会川弥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清代,伏羌银观峪、岷县恭良镇、宕昌木征城等地,都是重要的银矿产地。

    明清时的甘肃铁矿开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产地主要集中在陇东、陇南及兰州府附近。明洪武初,全国设13处铁冶务,巩昌(陇西)冶即为其中之一。自明初至终清之世,该地与两当、徽县、阶州、文县、秦安、平凉以及邻近的现陕西省凤县、略阳等地,一直是我国西北最重要的铁冶矿区。当时甘肃铁矿冶炼,多用木炭。铁厂有红山、黑山之分,红山产矿,黑山烧炭。铁厂都设在森林地带,故明清甘肃东部及东南部的铁冶开发,对当地的森林植被影响甚大。

    明清两代甘肃的煤炭生产,据粗略统计重要者有40余处。通渭炼铜坪、永昌炭山、武威横梁山、皋兰阿干镇炭化坪、永登窑街炭窑、华亭砚峡镇、平凉土谷堆、崇信新窑镇,大多远在明初已行开采。兰州黄河浮桥所用的直径0.45米、长6.2米的巨型铁柱,就是用阿干镇铁冶沟之炭为燃料冶铸而成。

    甘肃的盐矿开发,至迟在三国时已见文字记载。明清两代甘肃产盐地主要是漳县井盐、西和井盐和灵州池盐,统称官盐,由政府垄断课卖。明洪武时甘肃官盐产量约在350万斤上下,万历时增至1257万余斤,清代一般维持在1300万斤左右。

    甘肃尚有多种非金属矿在明清时名闻全国。平凉白垩土矿的开采历史悠久,明代华亭即为国内著名的陇上窑所在地;秦州朱砂生产,明时与贵州之思茅、铜仁齐名;肃州磺矿和皋兰骚狐泉矿,在雍正以后被列为军需要矿。其它如石油,明清两代也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采利用。

    明清两代的甘肃,除前述各矿外,铜、铅、玉石、石膏、汞、硝等矿都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开发和利用。这是当时甘肃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毛纺织业独步海内

    甘肃手工毛纺,俗称绒褐,是古代甘肃人民衣着的重要来源,在我国毛纺工业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是甘肃手工毛纺织业的极盛时期。

    西北衣毛褐,较早可推至西周,战国秦汉以降,频见文献记载。晋时敦煌人单道开衣"粗褐",被称为"庶人常服"。宋、夏时,毛褐为主要商品。明代,甘肃绒褐生产达到空前繁荣,《天工开物》不仅记载了褐织生产的全部过程及褐织机具的情况,而且反映了当时甘肃羊种改良对毛纺业的促进,书中说"此种生自西域传人临洮,今兰州独盛,故褐之细者皆出兰州,一曰兰绒";兰绒细者可与丝绢媲美。明以前毛褐多为普通人的衣料,但明时随着羊绒褐纺织技术的精进,兰州绒褐反成为公卿贵族及士大夫的礼服。不仅如此,明中叶后宫廷传造,兰州绒褐"能造为织金妆花之丽,五彩闪色之华",成为皇帝龙袍面料。由于中央政府的子取予求,当时甘肃手工毛纺达到空前的规模,"洮兰之间,小民织造货贩以糊口,自传造以来,百姓苦于催逼,弃业农而捻线者数百万人,提花染色,日夜无休"。

    清代,宫廷传造停止,甘肃的绒褐生产向着大众化、普遍化及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人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有关甘肃各州府县的乡邦文献中,大都有"民以织褐为业"以及"衣被毛褐"的记载。时兰州绒褐仍享盛名,以色彩论,有大红、松花、桃红、石青、油绿之分;以织法论,"有提作方胜者,谓之'铁里绵';左右斜纺者,谓之'麦穗子"';以名称论,有"小绒"、"绒帨"、"褐帨"、"呀呀褐"、"撒喇绒"及"犏牛褐"、"苏织"、"氆氇"、"米心'等。兰绒之外,秦安褐亦海内驰名,并多销巴蜀。

    甘肃手工毛纺的衰落在清咸丰同治之际,除洋货入侵外,战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水动力资源的广泛利用

    明清两代,甘肃以水磨为代表的水力资源开发利用,在全国占有明显的领先地位,是甘肃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甘肃水磨,文献记载较早见于唐时。肃州刺史王方翼"出私钱作水碨.薄其赢以济饥疗。"宋元时岷州水磨已较普遍,明人张舜臣作有《水磨赋》。

    作为一种新的有效的加工手段,明代甘肃水磨更为普遍,而以河州最盛。明代河州人王经亦著有《水磨赋》。他说:"北临隆庆,东历漳水,渭源东畔,泾水上游,俱有水磨运于中流。予观其气数之盛,制作之优,未有过于河州也。"嘉靖巳卯(公元1555年)河州有水磨"共一千八百有奇",而当时河州仅有人9845口,就人均占有率来说,其时水力机械开发利用之广泛,规模之大,在全国确属少见。当时甘肃水磨遍及各地,其用途不仅用于粮食加工,而且普遍用于酿酒业、造纸业、制香业、榨油业,成为甘肃手工业广泛使用的一项动力装置;不仅带动城乡若干重要的手工业,而且推动了石工、木工、铁工的发展。这对古代社会生产力一向落后的甘肃来说,应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历史进步。

    六、手工艺品生产的繁荣

    艺品生产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明清两代,甘肃已有若干种名贵工艺品在国内享有盛誉。

    洮石砚。以砚石产于洮州(临潭)得名。洮砚驰誉海内,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有《刘晦叔许洮河绿石砚诗》:"旧闻眼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另一诗人张来有《鲁直感洮河绿石砚冰壶次韵诗》:"洮河之石利剑矛,磨刀日解十二牛","明窗试墨吐秀润,端溪歙州无此色。"说明北宋时洮砚已与著名的端砚齐名。清洮州方志记砚材产喇嘛堂,距洮州城数十里地。洮砚形制不一,分方形、圆型及原石型,大者盈尺,小者数寸。原石形最为珍贵,不拘方圆,因石成砚,浑然天成,砚头多琢花鸟山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肃州玉器。乾隆《肃州志》中说:"玉石,一名噶巴石,出红水坝河内,乃石之似玉者。有菜色,有白色,深碧浅绿,俱可琢器。"其工艺过程除采料、切磨、雕琢外,尚须擦蜡。器皿以酒杯及笔筒最著名,唐诗有"葡萄美酒夜光杯"句,后肃州玉杯即以夜光杯为名。

    狄道油器。清代临洮产木器,俗称狄道油器。其中有描金油器者,往往绘传奇故事、小说戏文,木作细致,绘图线条流畅,人物生动,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同时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秦州漆器。清代秦州产漆,其质可敌福漆,其漆制木器,清代时远销全国各地。特别是屏风、妆盒、手杖等物,多雕绘山水、人物、诗句,堪称精绝,具有很高的实用及艺术价值。

    此外,尚有秦州牦缨、洮州贡香、兰州刻葫芦,都是这一时期甘肃著名手工艺品。

    七、商品性农业的初步开发

    随着明清两代农业经济的长足进步,甘肃各地出现了若干重更的粮食产区及粮食市场。粮食贸易范围的扩大,是甘肃商品性农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清代甘肃供应商品粮食的地区主要有:一为敦煌区。清初,陕甘当局向敦煌移民2405户,每户分地50亩,经过长期的艰苦开垦,"屯种既广,树艺益繁,所种小麦、青棵、粟谷、糜子等项,计下种一斗,收至一石三、四斗不等……其余各色种植亦皆丰厚,家给人足,莫不欢欣乐业"。当时许多商贩囤户因敦煌"粮多贱价"多往"运贩射利"。此外,甘、凉两地在清中前期粮食贸易规模亦颇可观。二为河州地区。明清以来,河州水利及农业发达,为兰州以南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史载河州粮食市"五谷充积,贸易至午而散"。三为兰州地区。是重要粮食市场,"大宗米粮皆仰于西路之水运。黄河上游,峡多水深,势若建瓴,船不能行驶,居民以整牛挖去骨肉……用以作筏,以项为口袋,实粮于中……作筏顺流直下","西宁乐都(碾伯)一带米粮皆灌输于省城"。此外,直隶秦州,陇东董志塬、泾川,也是清代粮食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

    清代甘肃园艺业以兰州地区最为著名。兰州的西瓜,明清时已驰名远近。中原西瓜传自西域,兰州西瓜很可能宋元以前即已大规模栽培,其旱沙瓜尤为著名。兰州籽瓜籽多且大,堪称海内瓜籽之最。此外,清代甘肃梨、苹果、杏、桃等水果出产亦很丰富。其中香水梨在明代即见于记载,其梨秋软冬冻,风味独特;冬果梨更以能久储越冬为人们所喜爱。

    兰州烟草种植约始于明末,清代在甘肃的商品性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咸同之际,兰州五泉、皋兰、永登、榆中、靖远、临洮、永靖等县广为种值,有估计清末民初以降,兰州附近烟田约近4万亩,年产烟700万斤。由于兰州水烟栽培对水、肥、土等条件要求甚严,水烟发达说明清代兰州地区种植性生产技术已有很高水平。

    甘肃中药材的采集种植,在清代仅次于四川等少数省份。其

    中如大黄、甘草、当归、锁阳、肉苁蓉、麻黄、乌头、薄荷等,在清代中前期即为甘肃与内地贸易的重要商品。

    此外,漆、蜜、蜡、花椒、红花、兰叶、菜油、麻等在清代都是甘肃重要的农产商品,在甘肃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八、商业与市场地理

    随着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自明末至清中叶,甘肃商业及商品市场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地方贸易市场 兰州商品市场在清康熙时已开始繁荣,乾隆.时兰州"廛居鳞次,商民辐凑",已成为西北"一大都会"。同光之际,兰州"极为繁华,南方各货悉可购办,本地独产水烟、羊皮、雪梨、苹果、大鲜葡萄、大西瓜,并种杂粮,故民颇丰富。亦通西藏,其货买卖甚大,藏货均由兰州而下"。直至光绪、宣统时,兰州"仍为全省商务之总汇"。清代兰州以外的重要地方市场尚有河州、凉州、平凉、庆阳及直隶秦州等地。

    民族贸易市场 蒙藏地区,清雍正初罗卜藏丹津之役后曾开日月山互市,后移往河州双城堡、松潘两河口、西宁丹噶尔。自雍正初至终清之世,丹噶尔一直是首青新藏间最重要的民族贸易市场,嘉庆、道光之际贸易额达120万两以上。此外尚有拉卜楞、鲁沙儿、结古等地。河西民族贸易市场,主要在肃州,清中前期主要为准噶尔贸易而设,乾隆时肃州互市有一次交易额达18万两之多者。嘉庆时,嘉峪关为甘肃西部的重要商关。

    国内市场 主要有甘肃贸易,通道在文县碧口、徽县及阶州;甘陕贸易,通道在秦州、泾川;长江中下游与甘肃之间的贸易商道,多由汉水经紫荆关入陕,过蓝田、长武、西安、泾川、平凉至兰州;甘京贸易,宁夏为重要通道,首货在兰集中后由黄河筏运经宁夏、包头,起早从张家口去北京;甘藏贸易,丹噶尔为重要中转地;甘新贸易,则沿丝绸之路进行,凉州为重要中转地。

    外贸市场 清代甘肃外贸,主要为药村及畜产品。出口的药材主要有大黄、党参、当归、鹿茸、麝香等。终端市场在中亚、俄罗斯及欧美各地。肃州在乾隆时即为大黄的重要集货出口处。甘肃畜产品毛皮等出口始于光绪时,先后在甘肃活动过的外贸外商主要有英商新泰兴洋行、高林洋行、聚利洋行、仁记洋行、瑞记洋行、天长洋行、普伦洋行、平和洋行,德商世昌洋行、美最时洋行、美商慎昌洋行,法商永兴洋行,日商春天藏洋行,俄商古宝财洋行。光宣之际,拉卜楞、永登、靖远、景泰、张家川等地都是甘肃外贸的中级市场。

    九、左宗棠与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

    公元 19世纪 70年代左宗棠督甘时,在左宗棠及其部将赖长主持下,兰州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的创办,甘肃机器采金的拟办和若干种近代机器的试制,标志着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这是甘肃近代工业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兰州制造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底(公元 1872年),主要从事近代武器制造,能生产"后膛螺丝大炮"、"轮架大炮"、"后膛七响枪"及各种枪、炮弹。从其产品来看,该局当具备冶炼、铸造、锻压、车、刨、钻、毯等一系列近代工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人才。该局于光绪八年(公元 1882年)停办。

    甘肃织呢总局兴办始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这是我国最早的机器毛纺织工业。设厂的目的在于"利用本国资源,代替向外人购买毛织品"。该局机器购自德国,技术人员亦由德国聘任。主要机器有蒸汽机 2台、纺线机 3架、织呢机 20台。 1880年 9月16日正式开工,开始时可月产 20匹兰呢。甘肃织呢总局于光绪
十年四月(公元 1884年 5月)裁撤。

    此外,左宗棠还曾在甘肃拟办机器采金;其部将赖长还曾成功地在兰州试制灭火机和蒸汔动力的抽水机。
左宗棠在甘肃创办的若干近代机器工业,对甘肃后来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和毛纺织工业,都直接或间接产生过影响。甘肃织呢局停办后又几经复办,直到抗战时部分机器还在使用。制造局停办后曾一度并入军装局,民国后曾恢复生产,后发展为甘肃机器厂;织呢局的部分机器人民国后曾被用来发电,供地方当局公署照明使用,后几经曲折变化为兰州电厂。

    十、清季新政背景下的甘肃实业

    辛丑和约签订之后,清廷谋求改弦更张,希望推行"新政"来挽救危机。其中"实业新政"在全国产生影响颇大,也是晚清甘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年)5月甘肃工商矿总局总办彭英甲在兰州开办了劝工局,主要利用本地原料进行玻璃、绸缎、织布裁绒、制革、皮革制品、卤漆、木器、铜器、铁器制造。其中较大的有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劝工局还开办有"匠徒夜学堂",学徒由各州县官费派送,工匠多雇自四川。在省劝工局推动下,甘、凉、安化、玉门、平凉、敦煌等地也都相继兴办各类手工工厂及习艺所。宣统时,兰州鼓楼西大街商品陈列所展销甘肃劝工局的各种产品即有 14类 263种之多。

    除手工工场外,彭英甲又兴办了一系列的机器生产为主的工厂。如公元1910年建成投产的窑街官金厂,机器购自比利时,工师由比利时人担任,月产黄金可达20两。彭英甲还委托比利时工师对原织呢局机器修旧购新,于公元 1908年 9月恢复生产,共有织呢机20架,每日每机产量可达50丈。公元1906年还建立了洋蜡胰子厂,用机器生产肥皂、香皂,洋蜡,是甘肃最早的新式日用化工厂。还有官报书局,公元 1906年 12月创办,有各种机器 4台,匠徒26人,是甘肃最早的近代机器印刷厂。此外,还有官铜厂、官铁厂及从事图版印刷的石印书局及官绅合办的光明火柴公司。

    在兴办各种工厂的同时,公元 1908年 3月至 1909年 7月,彭英甲还雇用德国泰来洋行承修黄河铁桥。桥5孔,桥墩为钢筋混凝土,全长250米,宽8米,保修期80年。甘肃工匠60多人参加施工,小工多达500余人。
为了培养甘肃自己的近代技术人才,公元 1906年农工商矿总局开办了甘肃全省中等矿务学堂和农林学堂。矿务学堂课程有英 文、法文、化学、物理、实习、采矿学、发动机大意等,农林学堂分农、林、蚕三科。学生全部官费。这是甘肃最早的具有近代技术课程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甘肃的实业新政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中断,但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重要历史阶段,本身应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各种机器工厂和技术学堂的开办,为甘肃后来机器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十一、晚清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恶化

    清中叶以后,土地高度集中。顺、康、雍、乾四朝,甘肃农业经济发展较快。乾隆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出现了一些世代相袭的巨家富户,如平番马家、通渭牛家、陇南祁家,往往家资百万、四连阡陌。敦煌在雍正移民之初,每户一份土地,至道光间,富者占十余份,贫者仅一二厘,甚至完全失去土地,为富者佣工。土地剧烈兼并导致地价上涨,兰州十里店一处田产,乾隆时卖银850两, 70余年后的道光时则涨为 1920两,加之政府占有大量屯地,致使广大劳动者贫无立锥之地,一遇荒歉流离失所,饿殍载道。

    商业资本活跃及高利贷猖獗并行。清中后期,随着社会财富的聚集,甘肃出现不少富商大贾。如马合盛,清后期资本约占350万两,设十大分号。在湖南、陕西专营茶叶,在兰州专营百货,在镇番专营畜牧业,雇用工人店员不下四五百人。资本少于马合盛的商人在甘肃各地亦为数不少,其中相当多一部分经营典当业。清时甘肃典当业发达,乾隆时仅武威县当铺就有274座,而当时北京的当铺也不过六七百座。广大农民、手工业者都在受高利贷的威胁,一人罗网即万劫不复。

    清代甘肃官赋,以《赋役全书》计并不算重,但地方胥吏书手把持,"富者以羡资买轻,贫者以无力肩重,诸邑皆然",有地无赋、有赋无地者各处皆见,官绅勾结,上下其手,"其为苦累不均,种种绘画难尽"。特别是自鸦片战争后,洋商洋货入侵,农村传统的手工业衰落,对下层群众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甘肃虽然在康熙时已出现货币地租,但终清之世,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始终牢固,甚至某些奴隶制的残余亦皆存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更是如此。

    乾隆后期以降,甘肃战争频繁,几乎岁无宁日,每次战乱都对社会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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