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的两次重大发现之旅

　　一般来说，我们把近代以来出土于汉代居延地区的汉简称为居延汉简。近代以来，中外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区域进行过多次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其中尤以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和1970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的工作最为重要，不但获得了3万余枚汉简，还基本弄清了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鄣塞分布的基本情况。

　　居延汉简具体出土地点有30个左右，大都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城遗址。其中汉代甲渠候官遗址——破城子（编号A8）出土近13000枚，肩水金关遗址（编号A32）出土11000余枚，肩水都尉府遗址——大湾（编号A35）出土1500余枚，肩水候官遗址——地湾（编号A33）出土3000余枚。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与军事、政治活动相关的汉代屯戍文书，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会、经济相关的其他文书，及个别文献典籍。

　　1 1930年出土之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面纱的揭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1926年10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接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委托，为勘测一条从柏林经中亚到北京的航线，第五次来到中国进行考察工作。

　　他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证件，但却遭到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的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斯氏迫于无奈，只好耐心坐到谈判桌前与刘半农、徐炳昶等中国学者一条、一条谈合作。近乎半年的你来我往，最终双方于1927年4月26日达成十九条合作协议：考察活动名称定为“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由中外双方组成，团长由中瑞双方担任；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筹措，成果共同享有；采获的文物一律不准带出境外，地质和古生物标本如有副本者可以赠与瑞方。

　　1927年5月9日考查团正式成行。此后八年中，44位中外科学家在中国西北约46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进行了多学科综合考察，在古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矿物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1927年10月考古学家、考查团成员黄文弼在居延博罗松治（卅井候官）曾发现4枚简牍，但惜乎并未细掘，最终将大规模发现居延汉简的机会留给了幸运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

　　1930年4月瑞典人贝格曼第二次抵达额济纳旗，27日在汉代居延泽南端的博罗松治烽燧遗址（卅井候官 编号P9）发现第一枚汉简。

　　此后，在北到额济纳河下游的索果淖尔和嘎顺淖尔，南到金塔毛目（今鼎新）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和大规模发掘。从1930年4月27日到1931年3月27日的11个月内，贝格曼等人勘查了410多处遗址，在30个不同地点486个坑位出土了一万多枚汉代简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居延汉简”。

　　出土简牍较多的地点有三处，大湾约出土1500枚、地湾约出土2000枚、破城子出土5000枚左右。所出简牍形制多样，有简、牍、觚、符、传、楬、两行、封检、削衣等，其中以长23厘米（恰为1汉尺）、宽1.1厘米的木简为多。由于距今时代久远，故残断简较多，完整成册者尤少。查科尔帖（编号A27）出土的东汉“永元器物簿”保存了汉代简册原貌，是万余枚简牍中至为珍贵者。此简册由77枚长23厘米、宽1厘米、厚0.2—0.3厘米的木简并两道编绳编成，出土时编绳和编简都保存完整。

　　丰富的简牍实物提供了汉代简册、检署、书写制度的实证，意义非凡。1931年5月这批简牍运抵北平，7月开箱，先由傅振伦、傅明德负责拆包、清点、登记、编号、制卡、存放，然后由马衡、刘半农负责文字释读。由于进展缓慢，1934年，在傅斯年的干预下重新组织了整理班子，由向达、贺昌群、余逊、劳干四位青年才俊协助马衡完成释读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一万多枚汉简身处险境。考查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的帮助下，历经万险，由北京而天津、由天津而青岛、由青岛而香港，最终于1937年底把这批汉简运到了香港大学。1940年由于战事紧张，香港也不再安全，在考查团理事长、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的斡旋下，万余枚居延汉简远渡重洋于1940年10月26日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图书室。汉简在这里沉睡25年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于1965年11月23日运抵台北，从此这批汉简即珍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馆。

　　至于整理成果的公布发表，同样经历了曲折历程。1936年，西北科学考查团将余逊和劳干两人的3055条释文用晒蓝纸印刷成册，世称“晒蓝本”。

　　2 1970年出土之居延汉简

　　与1930年出土居延汉简之命途多舛相比，新中国成立后，1970年出土居延汉简的流传、保存、整理经历则相对简单。1969年额济纳旗复归甘肃省酒泉地区管辖。当时全国开展边疆考古的风头正盛，古居延地区在30年代曾出土大量简牍和其他珍贵文物，自然成为大家瞩目的地方。1972至1976年，由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酒泉地区及当地驻军等单位组成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额济纳旗居延海，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73至1974年，居延考古队对甲渠候官（即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编号P1）、肩水金关等三处不同类型的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其中甲渠候官遗址出土7933枚，第四燧出土195枚，肩水金关出土11577枚，总计新出简牍19700余枚。如果算上1972年考古调查时采集的近800枚和1976年对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考古调查时采集的173枚，总数则超过两万枚。

　　这两万余枚汉简，不仅在数量上超出30年代居延汉简近一倍，是我国历来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而且其发掘严格按照科学要求进行，在出土地点、层位、断代、编缀等方面均取得了系统的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从简牍形制、性质、内容来说，70年代出土居延汉简与30年代居延汉简具有一致性，故又称“居延新简”。

　　与旧居延汉简相比，新居延汉简最显着的特点是有大量较完整的简册出土。在甲渠候官遗址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小室内发现近900枚汉简，从中整理出从王莽天凤到东汉建武初年约四十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文书简册，不能不说是汉简发现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从简牍学还是历史学角度来说，完整简册都极具学术价值，其包括诏书、簿籍、律令、品约和司法爰书，不仅忠实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还逼真再现了昔日西北地区的生活场景、社会风貌，是研究汉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史的第一手资料。

　　70年代的居延汉简，与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和银雀山汉简一样，是震惊学术界的发现，国家对其高度重视。汉简出土后，运往兰州，保存于今天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由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初步进行了释读文字和建立资料档案的工作。1978年5月，承国家文物局指令，整理考释工作转移至北京进行，除了初师宾等甘肃学者参与外，于豪亮、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等学者也都参加了整理工作，整理团队空前强大。新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分两步进行，先整理出版甲渠候官和第四燧简，后整理肩水金关简。

　　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辑出版了《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一书，收录了甲渠候官和第四燧出土全部，及70、80年代在居延地区所采集的部分简牍，共计8409枚简牍的照片和释文。

　　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工作目前也已基本结束，从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了《肩水金关汉简》第一至第五卷，计十五册。《肩水金关汉简》不仅包括11000余枚汉简的彩色照片和释文，还包括了珍贵的红外线照片。

　　除了上述两批居延汉简的大规模集中出土外，居延汉简还有两次较大发现。一次是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湾遗址的发掘，出土简牍1000多枚。

　　另一次是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所获汉简500余枚，照片和释文收录于魏坚主编的《额济纳汉简》一书。居延简牍内涵丰富，除了汉简外，还有个别西晋简牍，如1982年8月在甲渠候官遗址坞墙外层土坯夹缝中就曾出土一枚晋武帝“大（太）康四年”纪年简。这枚西晋简的出土，证明了居延地区魏晋遗存的存在和中原王朝经略古居延地区的延续性，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裴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