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魏晋南北朝一枝独秀的甘肃手工制造技术
  • 时间:2022-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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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甘肃日报

采桑图 出自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前凉政权铸造的“凉造新泉”钱

二牛抬杠图 出自嘉峪关魏晋墓砖画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内地战乱不息,甘肃在高山大河的屏蔽下相对安定。史载“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依柱观”(《晋书·张轨传》),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为躲避战乱,大量关中、中原内地的世家大族纷纷逃来河西陇右,同时,他们将中原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也带过来,使甘肃的手工制造技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为中国传统技术文化留下亮丽的一页。

  官手工业作坊和冶铁铸造技术

  官手工业是专为各割据政权宫廷、官府或军需服务的,它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固定的作坊、工匠,技术水平相对较高。魏晋十六国北朝官手工业的组织管理系统,大致是魏依汉制,晋依魏制,十六国北朝也都是沿袭汉晋官手工业管理体制。当时尽管戎马倥偬,“无日不战”,但各地方或割据政权对生活用品、奢侈品、办公用品及军需品的需求不仅未减,还有迅速增长的趋势。官工匠的来源大抵有三类:一是国家户籍上单列的工匠户;二是罚作官工匠的“罪犯”;三是掌握一定技艺的战俘。这些工匠社会地位极低,国家不准他们做官,不准穿锦绣,不能与王公贵族及士民之家通婚,犯者就要治罪,可见当时的工匠就是在等同于奴隶的社会地位下,从事和推动着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甘肃的官手工业门类,主要有礼器、祭器、冠带袍靴、车辇乘舆、旌旗幡幢伞盖、法物仪仗、杂物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用料昂贵,制作精良,技艺要求高,能代表一个政权、一个地区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据《十六国春秋·后凉录二》记载,后凉吕纂在位时(公元399年—401年),盗发张骏墓,得真珠帘箔、云母屏风、琉璃榼(酒器)、白玉樽、能容三升的酒杯觚(gū)、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黄金勒、水陆奇珍等,多得不可胜纪。各样宝物制作水平都很高。这些器物,有的是西域各国的贡品,或从中原内地买来,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割据政权官作坊的产品。类似物品甘肃境内其他诸凉、诸秦政权也有制作。

  魏晋十六国北朝,甘肃的冶铁铸造技术主要有铸钱、金属器物、兵器制造等。金属冶铸是各政权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冶金和制造器物技术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割据政权的国力,因此各族政权都很重视。据《十六国春秋辑补·后秦录》记载:后秦姚兴弘始二年(公元400),姚兴使姚硕德率陇右诸军讨伐西秦乞伏乾归,他自己也率军后随,“乾归败走,降其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乞伏乾归(公元388年—412年)为了武装军队,需要制造巨大数量的马铠。一次战争,就能配备六万副马铠,其他兵器、金属军需品制造量之大可想而知。没有庞大的金属冶炼和锻铸体系,各政权就无法满足这类军用品。

  有些武器、军需品的制作,技术含量很高。《十六国春秋·西凉录》记载:建初二年(公元406年),西凉主李暠“造珠碧刀二口,铭其背曰‘百胜’,隶书。”珠碧,意为珠宝。这是在刀柄上镶嵌珠宝,在刀背上用隶体镂刻“百胜”二字的两把刀,寓意百战百胜。虽然记载未讲刀的锋利程度,但仅从其装饰来看,殊非一般技术所能胜任。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中,有戟式双刃陌刀、长矛、环首刀、弓箭及盾的图像,应当是现实社会所用武器的形象反映,有很高的技术研究价值。

  造船和工具、用具制造技艺

  宫廷、官府及军事运输,都需要大量的舟车。前秦晚期,敦煌人郭瑀和索嘏(gǔ)“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 以响应在酒泉起兵的王穆(《晋书·郭瑀传》)。南凉秃发傉檀弘昌六年(公元407),秃发傉檀“率骑二万,运谷四万石,以给西郡”(《十六国春秋·南凉录》)西郡治所在今甘肃永昌县西北。类此运输规模,必须有充足的运输工具和娴熟的运输技巧。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薄骨律镇(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镇将刁雍奉诏与高平(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统万(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等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以供军粮”。刁雍筹算,用车运输,50万斛粮食三年才能运到沃野镇,用时太长,定会耽误军需。为减轻运输负担,加快运输速度,刁雍建议在牵屯山(又叫鸡头山、笄头山、崆峒山、簿洛山,在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运二十万斛……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这一省时省工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将车运改为船运,原本用时三年的运输任务只几个月就完成了,难怪政府“永以为式”(《魏书·刁雍传》)。

  史料中常见这一时期甘肃的生产生活资料,如犁、耱、耙、叉、连枷、锄、镰、车饰、挽具等农具;刀、锯、斧、斤、剪、篮子等手工业工具;漆器、木碗、陶钵、罐、盘、碟、灯、甑、扦、勾、刷、盒、席等生活用具;笙、鼓、琵琶、箜篌、纸、砚等文化用品等,都是由当地官府或民间工匠制造,其技术含量也是各有千秋。以犁铧为例,就经历由较笨重,破土不深的单辕犁,到全铁制造、破土较深的铁犁,再到狭窄、轻型化犁铧的不断改进。从二牛单辕犁过渡到一牛双辕犁,其间,技术进步的轨迹很明显,它们也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完成。

  制陶、酿造技艺

彩绘木连枝灯 魏晋

  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所列随葬品来看,其手工制品陶器一类就有陶罐,筒形罐、陶壶、陶盆、陶仓、陶井、陶灶、陶炉、陶樽、陶甑、陶碗、陶钵、陶盘、陶案、陶瓮、陶灯碗、陶龟、陶棒状器等百数十件,这些手工制品绝大部分都是由当地民间能工巧匠制造,服务于民间生产生活。

  宫廷官府需要大量的酒、醋等酿制品。当时很多诗文以酒为题材。如前凉张斌,字洪茂,敦煌人。由他创作的《葡萄酒赋》,“文致甚羙”(《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事实当是先有精良的葡萄酒酿造技术,然后才能作出“文致甚美”的《葡萄酒赋》。白酒的酿造数量和技术当不次于葡萄酒。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的《滤醋图》也可以推知当时社会上层的滤醋技术和设施。

  纺织技术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因缘》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甘肃的商业和商品流通受到战乱的影响,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丝织物主要靠本地生产。甘肃植桑养蚕的史料,无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有充分的证据。嘉峪关、酒泉魏晋墓壁画、砖画中有许多采桑、蚕茧、丝束、绢帛图。前凉主张天锡投降东晋后,会稽王道子尝问他:“你们西北的地方特产是什么?”天锡应声答道:“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晋书·张天锡传》)把“桑葚甜甘”和“乳酪养性”,即蚕桑和畜牧业当作甘肃的特产来夸耀,充分表明甘肃蚕桑丝织业的发达。在五凉、三秦等政权的官文书中也常有“劝课农桑”的政令,可见那时将植桑养蚕看做发展农业经济、增强国力的主要途径。《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张轨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刺史时,其施政措施中就有“课农桑”。《十六国春秋·后凉录》记载,后凉吕纂咸宁二年(公元400年)四月,吕纂将伐南凉秃发利鹿孤,中书令杨颖劝阻他说,利鹿孤号令严整,国内政治没有漏洞,不能讨伐。“今宜缮甲养锐,劝课农桑,待可乘之机然后一举荡灭。”也是将“劝课农桑”作为克敌制胜的根本措施。《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太府寺下属机构中有一个“泾州丝局”(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是管理国营丝织品制造业的一个机构。无疑,其纺织技术当能代表国家水平。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当地有着发达的畜牧业,甘肃的毛纺织业得天独厚,相当发达,是官民衣饰等材料的主要来源。统治者常将大量毛织物赠送给中原王朝或其他政权。前凉张轨一次向晋王朝“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同时,统治者还常以帛绢等赏赐臣下。前凉张重华以谢艾破麻秋功,重赏其“邑五千户,帛八千匹”。前凉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郭荷为博士祭酒(《十六中春秋辑补·前凉录》)。当时用以赏赐的丝、毛织品,大都由本地织造。西秦乞伏慕末永弘元年(公元428),北凉沮渠蒙逊的尚书王杼向西秦“送戎罽(jì)千匹”(《十六国春秋辑补·西秦录》),那是当地技术含量最高的毛织品。

  民间纺织业是这一时期最普遍、最繁盛的生产项目,原因有二:一是政府通过授田制度督促。如北魏均田制农民受田,明确规定男夫每人给二十亩为桑田,“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即桑田是可以传给子孙的永业田,受田者死后,这部分田地不用交还国家,子孙可以继续占用。受田农户必须在种粮外“种桑五十树……非桑之土……依法课莳榆、枣”。(《魏书·食货志》)甘肃是宜桑、宜麻地区,又有发达的畜牧业,农家都会植桑养蚕,种麻织布,养畜产毛以供纺织。当时赋税征收的物品中包括丝绢或麻布,如西晋户调式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棉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北魏“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魏书·食货志》)后周的赋税法规定,“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棉八两……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隋书·食货志》)。可见,各朝代向民众征收的税额有多有少,但征绢絁(shī,粗绸)麻布等品种则是一致的,这是促使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客观因素。二是家庭纺织业是民众衣着的唯一来源。所以,家家植桑麻,户户织布褐,政府提倡督促,民间习以为常。由于甘肃的纺织原料丝、麻、毛兼备,技术成熟,因此产品既多,质量又高。嘉峪关、酒泉魏晋墓壁画中的《采桑图》《放牧图》《宰羊图》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这一时期,秦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刺史窦滔妻,始平(今陕西扶风县)人苏蕙的回文织锦堪称甘肃地区无与伦比的丝织技术。她织成的回文诗《璇玑图》“五彩相宣,莹心耀目,纵广八寸许,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共诗三千七百余首”。(嘉庆《扶风县志》)唐武则天曾作专文,赞美苏蕙的织锦回文诗“才情之妙,超古迈今”(宋李昉等撰《文苑英华》)。清人李汝珍在他著名的小说《镜花缘》中,辑录苏氏《璇玑图》及武则天的序文,并详解《璇玑图》的读法,为后人的研究和欣赏提供极大的方便。苏蕙并不是史上写回文诗的第一人,但她将回文诗巧妙地用锦织造出来,藏诗之多、结构之妙、影响之大,史上首屈一指。(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