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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夺腊子口》(油画)李武 晏阳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一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远征就此拉开序幕。
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机动灵活地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围堵。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然而,在关于红军战略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一军、三军及军委纵队毅然先行北上,向着甘肃南部挺进。
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率部进入甘肃迭部县境内。12日,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俄界(今高吉村),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等政治局成员,列席会议的有林伯渠、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李德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他客观分析了南下的不可行性和北上的合理性,提出了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在靠近苏联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报告还讲到了加强党内团结,以及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等问题。彭德怀提出了缩小军队编制的建议。在会议讨论中,发言同志一致拥护党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以及改编部队的建议。
会议决定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开始整编,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和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党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份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
俄界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扭转了党内分裂的严重局面,有力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13日清晨,党中央在俄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下一步战略方针和行动作了说明,并指出:从表面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坚强。我们要紧密团结起来,向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一定属于党领导的英勇红军!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会后,党中央率领红军迅速北上。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红军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到哪里!
从川西北到甘南,红军主要行进在广袤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民族剥削和压迫政策,加之散布污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藏族群众对红军部队普遍怀有恐惧和戒备。如何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顺利通过这片区域,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又一重大考验。
党的民族政策早已有之。在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方针”。
为争取藏族群众,红军在沿途写下“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等宣传标语,通过通司(翻译)向藏族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平等政策。他们用真诚实际的行动赢得了藏族群众的支持,书写了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红军食用藏族群众的羊只,就将银元和羊皮,以及道歉的纸条放在一起留给主人。离开时总是将住过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物品都归还回原位。一位病重的藏族老大妈留在村子里,红军为她治病,问寒问暖,使她深受感动。在康朵村,逃到山里的劳九家阿婆放心不下家中喂养的小猪,忐忑地回到家中,却惊讶地发现小猪被喂得饱饱的,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就明白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立刻跑到山里叫回了全村人。在朱立村,红军从麦场打了些麦子,有的付给银元,有的打了条子。一位战士不小心打破了群众的一个背水罐,他就脱下身上御寒毛衣作为赔偿。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真情付出,让各村寨逃到山林里的群众回到了家中,他们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甚至比之前更整洁,无不惊讶赞叹。他们向着红军远去的方向祈祷,祝愿红军一路平安。
真诚终能消弭隔阂。藏族群众对红军从最初的躲避,逐渐变成热情帮助,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俄界会议后,红军沿达拉河顺流直下,路程仍然艰险异常。当红军后卫部队经过尼傲峡时,反动分子拆除了白龙江上的木桥。红军派通司到尼傲村联系,请求藏族群众帮助修桥。该村群众很快搭好桥,让红军顺利通过了险峻的尼傲峡栈道,并主动选派熟悉地形的人给红军带路。
红军的民族政策也深深影响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在甘南藏族地区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和社会基础,被国民党政府委以洮岷路游击司令一职。当他知道红军北上抗日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后,思想进一步转变,暗中下令部下不打红军。红军到达崔谷仓时,土司委派的仓官和守仓的藏族群众躲进了深山老林。红军研究决定,打开此仓以解燃眉之急,但必须严格执行纪律,凡从仓里领粮的单位,须将自己所属部队番号和所拿粮食数,一一清楚地写在粮仓门板上,郑重注明“此仓内粮食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并在仓内留下纸币作为粮款。
红军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在藏族同胞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段历程成为长征途中党的民族政策成功的实践,为长征后续北上队伍开辟了一条民族团结的通道。

高吉村俄界会议旧址(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顺利通过藏族地区后,横亘在党中央和红军面前的是北上必经之地——天险腊子口。蒋介石严令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在此凭险固守,妄图将已疲惫不堪的红军彻底消灭或逼回荒凉的草地。腊子口地势险恶至极,东西两侧是百米高的峭壁,湍急的腊子河穿峡而过,河上仅有一座不足两米宽的小木桥,是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敌人两个营把守在桥头、山口及两侧山腰的碉堡群,从山口到岷县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
9月16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第二师第四团抵达腊子口外,战斗随即打响。战士们向桥头发起英勇冲锋,被敌人猛烈的机枪火力死死压制在隘口前,数次进攻均未能奏效。形势愈发危急,敌军增援部队正星夜驰援,如不迅速突破,红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亲随红一军指挥战斗,“天亮前必须拿下腊子口!”的命令一级一级传达下去。在制定了正面强攻与侧翼迂回相结合的作战方案后,由王开湘(黄开湘)率两个连从腊子口下游渡河,攀上东侧悬崖迂回到敌人阵地后方发起突袭,杨成武则指挥部队从正面发起进攻。
在夜色掩护下,一名绰号“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率先攀登悬崖峭壁到达山顶,接应其他战士登上数十丈高的峭壁,到达指定位置。耀眼的信号弹划破漆黑的夜空!总攻的时刻到了!山上山下红军战士同时向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9月17日清晨,红四团接连突破了鲁大昌部精心设置的防线,歼灭守敌两个营,缴获了大量粮食和弹药,胜利夺取了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战役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利用天险腊子口将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红军从此摆脱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打开了新的发展局面。正如聂荣臻后来所说,“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执笔人:张永平)
